高醫是陳啟川家「私人事業」？ ( 財訊 文／林瑩秋．圖／本刊資料室)

高醫董事會修改捐助章程，把創辦人由「杜聰明」改成「陳啟川」，讓高醫校友和醫護教職人員群起反彈，認為有人想把高醫「陳家化」、據為己有。爭議根源在董事會「一家親」，並且強勢主導醫院的人事和採購。

今年八月，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出現院長鬧雙包的怪事。原院長許勝雄已屆六十五歲退休之齡，任期也到七月三十一日為止，校方提報由現任副校長鐘育志接任，但董事會支持許勝雄延任續任。院長出缺，學校和董事會又僵持不下，於是校方發布由高醫副院長柯成國暫代院長職務，董事會卻又自行指定由許勝雄代理院長，雙雙鬧得不可開交。

後來，教育部連發三次公文，限期一個月內，要求雙方盡速解決，否則開罰。最後才由黃明賢教授暫代醫院院長職務，並於十月初確定由吳俊仁教授出任新院長，雙包風暴才告落幕。

這不是高醫董事會和學校的第一次衝突。去年，董事會跳過學校，用醫院名義標得大同醫院委外經營重整計畫案，之後又一路主導大同醫院的人事、採購，介入醫院管理，讓學校覺得不受尊重，而與董事會一路關係緊張，接著在「雙包院長案」達到衝突最高點。

董事會主導人事、採購 院長鬧雙包，衝突最高點

其實，高醫董事會和學校的鬥爭歷史長達半世紀，從民國四十三年創校、四十六年創院以來，在這個白色巨塔裡就一直為了董事會有多大權限？可不可以管人事、採購、財務而爭吵不休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、也是台大醫院第一任院長的杜聰明，離開台大後想辦一所醫學院，得到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的同意，杜聰明起而號召醫界人士共同發起、捐助、籌備、開辦了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——高雄醫學院（現改制為高雄醫學大學）。在校舍未建的情況下，第一屆還借用愛國國小教室上課。

當時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「高雄陳家」，以經營鹽業、糖業、碾米業、土地投資為業，排行老六的陳啟川不僅投入家族產業經營，還當過兩任官派高雄市長。陳啟川在了解杜聰明想辦醫學院的理想後，捐了高雄市三民區的十一甲土地。當時《台灣醫學會》雜誌第五十三卷也刊載，學校是由杜聰明、何禮棟、邱賢添等一三六人發起，陳啟川捐地，多個醫界社團為後援而設立，首任董事長是陳啟川，杜聰明是常務董事兼首任醫學院院長。

陳啟川和杜聰明原本是好朋友，但在學校成立第八年，兩人就公開摃上了。董事會換掉多位原始創辦人的董事職務，並設立「管理處」，直接管理學校財務、人事，形同架空杜聰明，最後杜聰明上書教育部，也辭職表示抗議。

杜聰明號召醫界創辦高醫 創辦人更名陳啟川挨轟

由於高醫董事會的積極任事，讓高醫歷屆校長都做得很辛苦。高醫校友、現任高雄長庚醫院榮譽副院長、台灣新庫賈氏症權威陳順勝指出，像高醫第一屆第一名畢業的蔡瑞熊校長，就為了財務很操煩，一直做到中風；謝獻臣校長也為學校拚了十八年，最後因董事會不支持蓋新醫院，傷心離開高醫；王照國校長是從美國請回來的骨科權威，也出書直指「私立大學不是家族的禁臠」、「高醫發展兩度錯失良機」。

而董事會與學校的長久對抗，倒大楣的一定是學生和病人。陳順勝說，他是高醫第十二屆的學生，主修神經醫學，醫學院要念七年，但到了大六那一年，學校還沒排「神經學」這門課，同學們很著急，只好自力救濟，每人捐五百元，自己請老師來教，「你看這有多荒唐！」

最近，則因《私校法》在民國九十七年修正，教育部要求各校一併修改捐助章程等學校內規，建立權責分明的遊戲規則，引爆高醫新一波激烈「內戰」。

董事會在修改捐助章程時，同時變更校名和創辦人，將一般大眾認知的「捐助人陳啟川」改成「創辦人陳啟川」，「高雄醫學大學」也變成了「中和學校」。看在高醫校友眼中，無異於把杜聰明的貢獻一筆勾消，也把社會大眾的高醫變成陳家的高醫，形同「竄改歷史」。

「一開始如果就是『中和紀念醫院』，相信不會有那麼多人來念，也不會有那麼多醫界人士來『寄付』！」也是高醫校友的羅東天主教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發出不平之鳴。

身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高教司，也曾對高醫董事會送來的捐助章程修改案覺得怪怪的，而提出審查意見：「捐資人非等同於創辦人，所附相片及說明不足為憑，並請檢附相關佐證文件供參。」

董事會七成陳家關係人 陳建志被批地下董事長

高教司科長蔡忠益無奈指出，《私校法》修正後，教育部不能介入學校治理，只能扣減獎補助款、調整學校招生名額；若有人事、財務糾紛影響學校正常運作時，教育部也只能停止校長及有關行政人員職務，暫時代理校務行政；如果董事會有缺失，也只能罰行為人三十到一五○萬元不等的罰款，可連續罰。

「現在的問題，是有些私人興學如果心胸不夠寬大，會讓人覺得像『家族事業』，站在教育部的立場，只能籲請高醫董事會『尊重歷史情』」蔡忠益說。

其實，高醫近五十年鬥爭史的「震央」就在董事會，董事會有「家族化」傾向，加上被認為強勢領導，令部分校、院人士覺得「專業退位」而無法忍受。（本文節錄自358期財訊雙週刊）